《蒲黄榆9号》汪曾祺著杨早主编学苑出版社

我父亲汪曾祺在蒲黄榆住过十多年，时间从1983年初夏到1995年春节之前。具体住址为蒲黄榆路9号楼12层1号，外地人来信，还要注明北京市丰台区，不然收不到。

这十多年，是老头儿一生中创作最丰沛的时期，尽管此时的他已经成了真正的老头儿。他是1920年生人。文章写得多，涉及的范围也广，不过反响有点冷热不均。像写花花草草、吃吃喝喝的文章，时下成了香饽饽，好像舍此汪曾祺便不成其为汪曾祺；而他看重的“衰年变法”类作品，却少人关注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——一个作家的形象，是由读者的阅读偏好塑造的，自己再挣蹦也没用。

如今，杨早博士将老头儿在蒲黄榆写成的文章分门别类，辑录成册，于是便有了这套四卷本的《蒲黄榆9号》。由此，读者可以对汪曾祺其文其人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
《蒲黄榆9号》成书始末

时下，市面上汪曾祺作品集有几百种，但是将老头儿在某一处住所写成的作品单独出版，《蒲黄榆9号》似乎还是独一份。不过，他在其他地方写的文章也没这么多，不够一卖。

这部文集能够出版，首先在于东铁匠营街道办事处一帮年轻人，他们算是9号楼的“领主”，干事充满热情，想给老头儿住过的这个地界添点文化色彩。还有学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，他们多年驻扎在9号楼一带，与办事处在社区文化建设上多有合作，也愿意承担这套书的出版工作。

再有就是杨早了。他对蒲黄榆也不陌生，多年前曾随其父到9号楼拜访过老头儿，此次又是出版这套文集的倡议者，并承担了篇目选编工作。杨早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集导读，把多年研究汪曾祺的心得端了出来，既具学术性又有可读性，弄得我连见缝插针说点新鲜事的机会都没有。于是，只能就他说过的内容做一些补充。

从《安乐居》谈“京味与京派”

在蒲黄榆，汪曾祺终于有了一间房。尽管新居户主是我妈妈，但是他好歹是个作家，总得有个窝“下蛋”不是？经过全家商议，在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小三居中，汪曾祺独得一间，九平方米。内塞一老头儿、一单人铁床、一新书桌、一老书柜，还是他1958年下放劳动前买的。还有两只单人沙发外带小茶几，这是我妈妈从她妈妈那里继承的遗产，见证过新中国的成立，属于“老太太的被窝——盖有年矣”。老头儿于是很高兴，文章写得更多了，空闲时还能画上两笔画。

每天早上，老头儿常常第一个起床，先给自己下一碗川味阳春面。吃过之后，便捧着一杯新沏的浓茶，团在旧沙发里静静想事，如老僧入定。想好了，便坐在桌旁不紧不慢地写起来。他写东西十分顺畅，很少有抓耳挠腮的时候，因为动笔之前，文章的结构与语言已在心中酝酿成熟。

到了十点多钟，他便收笔小憩，接着去买菜做饭。买菜间隙，还时不时带着小孙女汪卉，溜到附近的小饭馆，喝上二两小酒，顺带和一众酒客聊聊闲天。一来二去，老头儿写出了小说《安乐居》：

安乐居的酒客，大都属于喝一毛三白酒这个层次，多是市井小民。老吕在小红门一家木材厂下夜看门，老聂原先是扛包的，还有一位卖烤白薯的白薯大爷。他们日子过得简单，明辨是非，知足常乐。有时带一条黄瓜，就一个酱兔头，喝二两一毛三的白酒，便觉得心满意足。

上海老头儿久住北京，口音未改。他每天提着个小饭盒，在附近几家小酒馆转悠，饭盒里装着一双截短的筷子和自制的小菜。到安乐居要上一两酒，便念念有词：“我们吃酒格人，好比天上飞格一只鸟（同‘屌’diǎo），格小酒馆，好比地上一棵树。鸟飞在天上，看到树，总要落一落格。”

等这只“鸟”喝完酒走了，扛过麻袋的老王便问我：“他说什么？喝酒的都是屌？”

——这个汪曾祺，蔫儿坏。

《安乐居》是汪曾祺小说中最具蒲黄榆地域特色的一篇，带有浓厚的京味。他自己却拒不承认自己是京味作家，总想往京派作家里凑。他在文章中说过：“京味和京派是两回事，两个不同的概念。京派是一个松散的群体，并没有共同的纲领性的宣言。但是一提京派，大家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认识，就是这样一群作家有其近似的追求，都比较注重作品的思想，都有一点人道主义。而被称或自称‘京味’的作家则比较缺乏思想，缺少人道主义。”

老头儿对京味作家的评价未必准确，但他说自己是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，还不算太离谱。人道主义外加抒情，说白了就是用平等的心态描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并适当加以美化。《安乐居》可为例证。

“衰年变法”改写传统故事

将人道主义和现代思想融入传统题材，便成了汪曾祺“衰年变法”的重要内容。这个词儿，是他从齐白石那里趸（dǔn）来的。白石老人57岁时决心彻底改变画风，向大写意开拓，经过艰苦探索终获成功，遂成一代宗师。汪曾祺的衰年变法，都体现在哪些作品中呢？《蒲黄榆9号》中，有一卷的副标题就是《域外·变法》。在变法部分，有老头儿写的一组《〈聊斋〉新义》，有几篇描述当年那场大动荡中荒唐行为的小说，还有一些带点暧昧的作品。其中的重点应该是《〈聊斋〉新义》。

《〈聊斋〉新义》最初的几篇，1988年初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。老头儿曾为此写过一个前言，说自己想做点尝试，改写《聊斋》故事，使之具备现代意识。他还说，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，从六朝志怪到《聊斋》，都值得重新处理——从哲学的角度，从审美的视角。文章的最后一句是：“也许这是找挨骂。”看来此人还算有点自知之明。在名著上动手脚，挨骂都是轻的。

汪曾祺写的十多篇《〈聊斋〉新义》，好歹都发表了。挨骂倒是不多，但说好的也有限。老头儿去世后，他的好朋友林斤澜和我们兄妹聊天时几次说过，当年老头儿曾给《北京文学》送来一篇《〈聊斋〉新义》。一个资深编辑看过之后，找到当时任主编的林斤澜说，这样的作品若是发表，恐怕影响汪曾祺的形象，态度颇为激烈。林斤澜斟酌多时，说了一句，还是发了吧。以林斤澜对汪曾祺的了解，都不太明白他改写《聊斋》的用意，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悲夫！

除了改写《聊斋》，汪曾祺还改编了三个传统题材剧本——《一匹布》《一捧雪》和《大劈棺》，应该也属于衰年变法的尝试。老头儿改编这些戏的意图，倒是可以看出来，就是提倡人格平等，反对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分。戏曲与小说不同，讲究高台教化，“中心思想”需要更明确些。

比如《一捧雪》。这是部老戏，说的是明朝奸臣严世蕃为得到一件名为一捧雪的玉杯，不惜追杀昔日好友莫怀古，莫家奴仆莫成为救主人性命，甘愿假冒莫怀古赴刑场受死。原戏的主旨是褒扬莫成这种“义仆”行为，汪曾祺却大不以为然。所有人的生命都同等珍贵，凭什么一个人要替另一个人受死，还要心甘情愿？这是什么狗屁道理？他通过调整对白和唱词，对莫成的奴性给予了明确批判。其中一段新加的念白是：“尊卑贵贱几千年，青史斑斑血未干。人命轻于一捧雪，奴才不值半文钱。”老头儿在剧本前言中说：“许多旧戏对于今人的意义，除了审美作用外，主要是它有深刻的认识作用。莫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，但是他的奴性，他的伦理道德观念，是我们民族心理的一个病灶。病灶，有时还会活动的。”

老头儿费劲巴拉改写《聊斋》、改编传统戏，就是要剔除这类宣扬尊卑贵贱的封建糟粕，注入尊重个人价值等现代文明元素，为读者提供健康的精神滋养。

文章处处体现“平等观”

汪曾祺的平等观，在别的文章中更为彰显。1987年他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时，写过一篇散文《林肯的鼻子》。说自己参观林肯故居时，看到许多游人高高兴兴地摸林肯头像的鼻子，把那个大鼻子摸得锃亮。他起初不以为然，后来改变了想法，认为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，这反映了一种平等意识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是不可分割的概念。自由，是以平等为前提的。文章的结语是：“让我们平等地摸别人的鼻子，也让别人摸。”

如今，汪曾祺比在世时红了许多。不过走红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花鸟鱼虫、吃喝游玩等方面，好像这个老头儿成天就是琢磨怎么过得更舒坦、更有滋味。这也怨不得别人，谁让他写过这类东西呢，读起来还挺有意思。也许有一天，有更多读者愿意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经历的曲折，这套文集中收录的“变法”之类的作品就有了更多阅读价值，老头儿割除民族心理病灶的用心也会得到更多理解。

汪曾祺68岁时在蒲黄榆写过一首诗：“近事模糊远事真，双眸犹幸未全昏。衰年变法谈何易，唱罢莲花又一春。”时代，总要发展；希望，总会存在。唱罢莲花又一春。

（作者为汪曾祺长子）